系统所用的训练数据集、训练方法与技巧、数据集范围与主要特征、数据集如何获取选择、数据集的标准与清洗。

数字生存权是指数字社会中每个人应该获得保障的生存条件、生存空间、生存能力等基本权利。法律发展史表明，新秩序不可能代表与过去的完全决裂。

在刑法上，大而化之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数据犯罪面临着越来越深的司法窘境，其深层原因在于它仍是一种立足物理世界而非信息世界的规制逻辑，但这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增设新条款、新罪名来补漏性地策略应对，而是通过思维和理论上的变革重建来加以根本解决。三是这些数字行为生发并作用于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的关系构架之中，呈现并运行在数字治理、智慧司法、数字公民的行动逻辑之中。而它一旦嵌入歧视因素，就会变成无形化、自动化、机制化的不公平对待，后果十分严重。四、数字法学的建设策略 如前所述，数字法学是从工商社会迈进数字社会的一场理论革命，是一项迁移承继、更新改造和探索创新的重大时代工程，因此，它必然担负着复杂的、长期的、艰难的塑造和重建任务。例如，现代法律调整的是物理时空中人、财、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是自然人之间直接的、生物性的表达和交往方式。

智能化的商业交易或者行政管理机制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数字化的劳动控制。此类情况并不在少数，亟需数字法学对这些生活逻辑进行理论上的命题提炼、原则归纳、原理探究，特别是涉及到法律主体、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法律作用、法律运行、法律方法、法律价值、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等基本理论，需要进行创新性重建，并促进数字立法的进步与完善。数字逻辑是数字社会生活规律的客观反映，它涉及面广、要素多、异常复杂。

然而，无论这些工具或机器多么先进，它们都是死的，只能由人来操作和控制。最后，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是数字时代的主旋律，这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这一时代背景、条件和基础，决定了数字法学的底层逻辑和体系构架。其关键在于如何对数字时代中自由、平等和权利进行扩展与限缩的交换平衡，进而达致数字正义。

可见，方法论路径下的数字法学，力图通过守成转型、守正创新，为现代法学提供一种新思维、新策略和新方法。进言之，数字时代不是在现代性发展路线图上的延续拓展，而是通过打破物理时空限制、重新界定人机关系、增赋数字人格属性、塑造虚实同构行为等方式，在颠覆中实现对现代法学的重建超越和代际转换。

比如，人机协同并非是人+机器，而是逐渐形成了一体化行为，此时，完全基于自然人前提的法律行为理论和因果关系就需要重新审视。随着数字社会的自动化、智能化进程加快，算法决策的场景将越来越多，人脑决策对算法决策的依赖性也会越来越高，此时，代码规制就成为与政府规制相呼应的重要规制方式，甚至成为国家法律的自动执行机制。不过，数字社会毕竟是在工商社会基础上变革转型而来的，其数字生态也离不开物理基础，特别是在婚姻家庭、衣食住行等生物性行为和物质性消费上，因此，这个转型升级并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通过对现代法学的迁移承继和更新重建，并融入新兴数字法学理论之中来完成的。然而，戴上VR眼镜的那种超凡脱俗境界，与摘下VR眼镜的惨淡现实之间，会形成极大的心理落差。

二是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和广泛应用，智能执法司法场景会越来越多，现代法学知识理论将在知识图谱构建中逐渐被技术编码和数字化重写数字法学固然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数字法学的目标并非仅仅是知识、理论和方法上的文理交叉或者融合，也并非仅仅是对新时代国家建设发展战略及国际环境的理论回应，其在更深层意义上，则是从工商时代迈进数字时代、从物理社会迈进数字社会、从现代法学向数字法学转型升级的重大理论表达。以数据、算法、平台和场景为基本范畴的结构体系设计，以鼓励创新、安全可控、可问责制、计算透明、技术中立和普惠正义作为基本原则的计算范式，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努力。再如，数字社会中人的行为，一方面是虚实一体融合的，另一方面又可能是人机协同的，对此时发生的法律问题，凭借现代法律那种从单一物理时空和工商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法律行为理论——动机、目的、认知以及行为方式、结果、因果关系，是难以进行解释和证明的，亟需进行数字行为立场的理论重建。

数字法学应走出问题化的现象性、破碎性研究方式，转向基于问题的命题性理论研究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为数字法学提供一个体系化、基础性的系统理论支撑。

因此，数字法学是新法科的重要学科，它是以数字社会的法律现象以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内容的科学，是对数字社会的生产生活关系、行为规律和社会秩序的学理阐释和理论表达。这大大制约了对实践创新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反映，长此以往，还可能会在我们身上形成法学观念和学科生存上的学术数字鸿沟，甚至数字时代还在何种程度上需要法学、需要什么样的法学也难免会成为一种社会拷问。

这种图景无疑是一种技术规制，其中浪漫的科幻成分能否变成现实也尚需审慎分析。因此，其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就是一个重大而关键的时代问题，大数据杀熟、数据垄断、数字鸿沟、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均来源于此，甚至还会形成某种数据独裁。它包含的技术发展，既可能带来巨大的善，也可能带来巨大的恶。也要走出法学+X这种加法式的交叉学科研究路径，转向基于数字知识体系的多学科融合式研究路径。因为这种课程的平行相加，其实就等于不同专业知识的平行传授，然后交由学生在头脑里交叉融合，这种效果很不理想。然而，面对革命性重塑数治新范式这样的高度战略认知和重大举措，法学研究者的理论敏感度偏低，对数字司法实践的理论回应比较滞后。

当然，数字法学只是一个概括性的学理统称，如同现代法学这一统称的效果那样，它并不能做到完美，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分析框架。其引申的意思是说，对于那些现有理论（包括尽力扩张重释）能够应答解决的，当然是优选的方案。

然而，这种可视往往是单向的、不对称的，导致了严重的数字不公平。认识论路径意在改变现代法学认识和理解法律的方向和策略，是一种革新性的努力。

可见，方法论路径意在为现代法学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是一种拓展性的努力。无论如何，认识论路径仍会在探索中前行，也会带给人们一些理想的期待。

这改变了人与机器的关系，机器也从认识论的边缘逐渐走入了认识论的中心，从而形成了一种非人类中心认识论的新形式。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的根本动因所在。而信息凭借其中枢功能，自然就带有支配的性质，甚至趋于数字社会的权力中心。即在发生了重大数字化变革和转型的领域，现代法学知识理论难以对其直接套用，而是需要一定的理论改造和重建才能发挥应有解说效力。

就是说，面对数字社会的新型生活逻辑，在工商社会中提炼出的既有规则难免会失去其规制功能，既有理论也往往会失去其论证效力。数字化、自动化的智慧发展，是通过机器的数据处理和逻辑算法来支撑的。

从新文科的建设导向来看，国家对此也十分重视，在13个学科门类外又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以实现一场质量革命。因此，这就涉及结构化大数据、算法建模、知识图谱构建以及机器数据理解、知识表达、逻辑推理和自主学习等领域的理论知识和规制要求，需要从法学立场来对这种技术之治的方法策略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并成为数字法学理论中的重要一脉。

很多学者认为，数字时代的法律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变革带来的只是新兴问题，既有的法学理论和规则框架仍然有效，或者稍加调整就都可以解决。因为无论是多么聪明的天才，都很难同时研习、跟进多个跨度巨大、体系庞杂的文理学科，更何况这些学科本身的发展又日新月异。

在本质上，它不是通过分析相关数据来测试和验证某种理论，而是过去几千年的经验认知（实验、描述）、过去几百年的理论认知（模型、归纳）、过去几十年的计算认知（仿真、模拟）之外的第四种范式。由此可见，在数字社会中，自由、平等、民主以及法律、秩序和正义都将被重新定义，数字正义将是最高的正义。其核心在于，把数字法学视为伴随物理时代转向数字时代的本体重建和代际转型，是前现代法学—现代法学—数字法学的变革发展新阶段，并将成为数字时代的法学主导形态。不过，随着社会的数字发展程度越来越高，即便是迁移承继部分的现代法学知识理论，也会在数字法学体系中发挥更多的数字角色和功能，而且其占比会逐渐降低，最终实现完全的转型升级。

换言之，现代法学依然是数字法学变革重建与换代升级的主要来源和根本基础，只是那些纯粹继承沿用的现代法学知识理论比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而已。但无论如何，毕竟未来已来、大势所趋，其根本在于，并不是法学如何看待数字时代，而是数字时代如何重塑法学。

首先，虚实交互一体的生活空间。然而，戴上VR眼镜的那种超凡脱俗境界，与摘下VR眼镜的惨淡现实之间，会形成极大的心理落差。

然而，数据的意义在于价值而非数字，一旦那些曾经定义我们道德生活的无法量化的部分——人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感情、所有经历的事情、所有认识的人都可以量化为一组数据，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作为人类最为珍视的人性。由于算法决策是数字时代的一项自动化机制，因而，如何避免算法错误、算法黑箱、算法偏见以及技术工具理性、人工智能风险等带来的问题，促进算法友好向善，无疑是数字社会必不可少的道德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数字正义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